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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往事——为入学50周年而作

发布日期：2011-06-22浏览次数：

作者：北大地球物理系1962级大气物理专业学生张森文

现通信地址：广州暨南大学国际学院，邮编510632，email: tzhsw@jnu.edu.cn

那还是我们年少的时候
来到了燕园（1）
我们还淘气，在校园里爬树
陆平校长正好看见，要扶我们下来（2）
（几年后文革他第一个就被“打倒了”）
还记得吗，我们到周培源校长家看电视（3）
客厅里的欢声笑语不会吵着校长和师母吗
还是这些少男少女的欢乐也给他们带去了人生的快慰？
（陆校长周校长您们在天上快乐吗？
您们的灵魂一定还在关注着北大）

我们背着书包，上面挂着饭袋子
饭袋子是我们的第二个校徽（4）
勺子和搪瓷盆敲打着，
伴着我们竞走在宿舍食堂课堂三点线路上。

教材是那样厚，那样难
几百人梯级教室里名师们的讲座内容也许早已忘却，
但他们一个个独特的气度却永远定格在脑海里
一次课他们可以讲掉三章书，让我们一头雾水
却让我们受用了一辈子！（5）

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匆匆地拿着一个馒头
到教室或图书馆占座
（否则就得在偌大的校园游荡，寻找可以自习的教室）
图书馆外小山包的树下，曾留下多少外国鸟语声
而文艺阅览室却留下过更多理科学生的身影。（6）

还记得吗那每年冬天冬贮大白菜的义务劳动
还记得吗黑龙潭的植树
攀上最高山顶眺望若大的北京城
无法扼制地引吭高歌。
温泉的塔和17路军的墓道
已斑驳的碑文离我们是那么久远。（7）

还记得吗，天不亮
我们从校园急行军到香山
又小跑登上鬼见愁。
鹫峰馒头峰大气层结实测
山梁上的天兵天将让我们吃了一惊。（8）

平谷山村的社教
村口和老乡挥泪惜别
虽然我们从此不再见面
但与劳动人民相结合一直都是我们一代人的青春格言。（9）
还记得专列将我们拉到四川乐山的日子
大队桥边的合影已经模糊
与乡亲们一起的“忆苦思甜”却免不去一些尴尬。（10）

郭沫若“眼泪往肚子里流”的检讨（11）
山雨欲来风满楼。
文革的风暴是如此猛烈
革命曾经是盛大的节日
但也有那么多沉渣泛起。（12）
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心中永留下幸福的波纹。

那武斗的日子，大弹弓的威力
大喇叭没日没夜的叫哴
革命过后却是那样凄清
在凄清中我们走出了校门。（13）

不觉间我们成熟中逐渐变老
重回燕园
博雅塔倒映在未名湖面
临湖轩和湖心亭倩影依旧
只是多了老校长蔡元培的铜像和斯诺的墓。
红绿色的楼顶在阳光下闪烁
逝去的大学永在我们心中。（14）

下面是注释：（1）50年前，1962年，那一年高考题目难，录取也不再那么看重出身，主要看分数，所以地球物理系从全国19个省市录取60名新生，应该是顶尖的才俊，有60%出身都不好。我们进入北京大学时，还是一群发育不全的少年。因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记得我当时只有86斤，1.54米身高。班上还有几个比我还要小，还要瘦的。虽然学校只有60%粗粮，40%细粮，作为南方长大的学生，记得那时天天等大米饭，一个月才有一次，但总算吃饱了。一年后我长高了10公分。（2）刚入学不久，学校举办运动会。没有我们小不点什么事，就在边上爬树。恰巧被前去宣布开幕的陆平校长看见，只见他穿着笔挺的灰色西装，戴着墨镜（据说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走过来要扶我们下来，他说：“这么大了，还爬树呀。”——这句话历久弥新，永留在我们心间！几年后，文化革命伊始，他却第一个被打倒了。（3）一年级时，我们很想看当时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台文艺节目，不知要到哪儿去看，想起来就给周培源校长家打电话。师母问有多少人，然后就说：“你们来吧。”晚饭后我们到了燕南园他的家，在一楼客厅，她已摆好了30张椅子，迎我们进去后，把电视打开，说：“你们好好看吧。”然后就上楼去了，我们20多位同学在看电视时，不时兴奋，欢声笑语，完全不用顾及楼上的先生和师母。有一年国庆我们不用参加游行，就到他家看电视直播。九点不到的时候，一辆轿车开到院子里，周校长从楼上下来，我们就与校长说：“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在电视上看见校长了。”周先生微笑着摆摆手与我们再见。（那些年，周先生作为科学界教育界的代表人物，每年国庆都会登上天安门）。周先生每年总要代表国家出访。每次重要出访回来，都要跟我们作报告。我们会自带凳子分开几个大饭厅就坐，聆听他的讲话。他是那样亲切，他是真爱学生的好师长。（4）陆平校长在一次演说中说，饭袋子是北大的第二校徽，因为食堂放碗的地方都没有。有几个架子，老是丢碗，走回宿舍去取，很费时间，我们都是随身带着用毛巾缝制的饭袋。为了早一分钟到饭堂（迟一分钟意味着排队多十分钟）我们都是竞走在校园里。（5）我们用的数学教材是苏联斯米尔诺夫的全套高等数学和菲赫金哥尔兹的《微积分教程》。老师看见有些同学看同济樊映川教授主编的工科教材，就会骂我们，而当时理论力学主要用南京大学周衍伯先生的教材。当时学的时候觉得很难很难。过了10多年，我调入大学任教，将周先生教材中的习题一道一道做了一遍，把吉米多维奇数学习题集带*号的也做了许多，再看工科的力学教材和数学教材，一下子觉得是“小菜一碟”，很快就适应了教学和研究。真的很感谢大学头几年北大给我们打下的牢固基础，起点高，要求严，真的是让我们一辈子受用啊。（6）记得当时文艺阅览室统计了在此借书的同学比例，理科学生远高于文科学生！我们有一段时间如饥似渴地看了许多的西方文学名著，每周换一本。我们都记得蔡元培老校长“文理兼通”的教诲。（7）1963年，因实行“巩固，调整，充实，提高”政策，经济困难时期逐渐过去了。我们春天到近郊温泉黑龙潭一带植树。因劳动强度大，粮食可以敞开吃。虽然多是玉米面窝窝头，但我们平均每天吃2.2斤，大家的个子反而因劳动爬山而很快长结实，长大了。在植树之余，我们曾去过一片寂静的十七路军墓道。曾见下级旅长给他的师长立的碑。碑文详细记录他带军队打过的战役，实在是为自己立传。不过是三十年，碑文已有些斑驳（现如今，它们还在吗？），给人无限感慨。多年之后我到国外留学访问，有时也会到教堂的墓地，看见最早的墓碑是16 世纪的，碑文已看不清，大概也不会有人祭拜了，但教堂把整个墓地还是保存整理得那么整洁肃穆。（8）1964年，“援越抗美”是我们外交斗争的主题。我们曾到天安门广场开大会，听毛主席的宣言，回来后就在周末练急行军。天不亮急行军20多公里到香山，还要小跑步登上鬼见愁顶，那时候是哪里来的这么冲的青春活力！我们在老师带领下到鹫峰馒头峰做大气层结（大气中的能量分层结构）实测，小跑下山时山梁上突然出现伪装的解放军，一忽儿又消失在丛林里，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那些年西山很多地儿是军事禁区，据说有地质地理系学生自己出外考察被扣的。就在那年夏天，靳家宝同学自己一人带上北大登山队的帐篷到广西漓江上露营，竟然被民兵扣押（形势紧，怕是特务），打电话向北大办公室求证后才放他回来。（9）我们1965年到北京远郊的平谷山村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贫下中农三同，写村史。那时农村还真穷，吃的是“水饭”（小米饭蒸熟后用凉水饭——为了省柴火）和酸窝窝头（没有碱面），但与农民们建立了深厚感情，挥泪离别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个年代我们都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影响我们人生的莫过于“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相结合”的教导了，尽管文革后有好几年我们当了工人农民或兵团战士，我一直认为那不是负面的，也完全不后悔那些年华，那时我们也许处于相对艰苦和迷茫，但我们也感受到其实工人农民是最爱护知识青年的，他们的善良和勤劳，是“礼失求诸野”的写照。整知识分子的其实不是工农群众，恰恰是另一帮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下厂其实也让我们懂了很多，学到了很多。我在调入大学任教后，有一天在楼下修自行车，校长看见了问：“你行吗？”我说“行，我做过三年钳工。”我觉得知识分子有一段时间和工人农民接触，向他们学习挺好的，不过时间不能太长了，文革中我们耽误了差不多十年学术时光，但后来也不觉得有太大的浪费，时间还是抢回来了。当然我们很多同学分配到基层，完全改变了生命的轨迹，是令人遗憾的。（10）1965年冬，我们在四川眉山县参加“四清”，为了接受教育，开展了解放前后对比的忆苦思甜活动，农民诉了很多苦，听了好久才明白他们不是在诉说解放前的苦，而是公社化和三年困难时期所受的罪，当时的书记用酷刑对待群众，军队来的工作组组长听后愤不可忍，打报告让已经撤职的书记再揪回村斗了一回，让大家消气。这事让我们学生们很尴尬，这些干部怎么会对群众这么狠，与书本宣传的完全不同。（11）到了1966年四五月份，全国的政治形势变得紧张了。我们在报上看到郭沫若先生在人大常委会检讨，说“要把自己所写的几百万字著作烧掉，眼泪往肚子里流”“也想跟解放军战士一起泥水里爬一爬，扔几个手榴弹……”敏感的我们真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不久聂元梓第一张大学报发表，我们也赶紧结束四清赶火车返回北京，在火车上我们彻夜不眠，听完广播后，各系的廿几个同学聚在餐车里，决议要向党中央毛主席发封电报表示对文化革命的支持。那时候我们年轻人对毛主席是无限的崇敬，致党中央，毛主席的这封电报由我起草，最后一字未改地等在6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当时四清工作团的一位领导是图书馆学系的总支书记，他脸色铁青，拿电报似乎不很情愿地在安阳下车叫车站发往北京。据说他回到学校不几天就被挨了批斗，被打倒了！（12）“革命是人民盛大的节日”（马克思），“革命首先吃掉的是自己的儿女”（法国革命家维尔涅1893）。那没有黑夜，彻夜通明的校园，挤满了人头攒动的看大字报的人群。当时我们还到学三食堂看内部大字报，看后很是震惊，原来中央内部的斗争如此激烈，大大出乎想象。我们曾有没日没夜的狂热，曾在大雨中听文革最高领导者康生江青陈伯达极具煽动力的演讲，也曾看到对彭真蒋南翔陆平翦伯赞等人的残酷批斗，革命调动起很多人性中的劣根性，让沉渣泛起。这里我想起在工宣队进校后惨死的我们的老师李济琛，他在东操场听完江青讲话后说了一句“江青太激动了，怎能在这里说毛主席的家事”而被打成反革命，被工宣队打了一巴掌耳光而跳楼自杀。他是个天才，死后25年还有国外文献引用他的论文。（我在他死前一周还跟他系里开大会时谈过话，我有时想他运气不好，挨斗时分在尚不怎么懂事的一年级，如分到四年级以上的班也许还不致于死，但我们当时也曾对赵柏林老师说过不那么礼貌的话，这都是使我们内疚，需要向老师致歉的）。作为善良脆弱的青年，我至今不理解某些人怎能下得了手去打年届80的老人，把手无寸铁的别的派别的同学刺死。这就是调动人性中恶的劣根性的“革命”和“阶级斗争”？
聂元梓们夺权后，我们都成了彻底的“造反派”。聂元梓们夺权后，北大不久又分裂成两大“革命派”。当时“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造反团有一份很有影响的大学报“拨开云雾万千重，方识庐山真面目”是我在北大广播台的老同事，哲学系的一位同年所写，影响很大，使很多人都站在这一边反聂。而周培源老先生也成了这一派的精神领袖，但他不久就被中央周恩来总理保护起来了。
1966年7月28日我们就开始了全国大串联，到处去煽风点火。坐火车免费，吃饭免费。几次之后，我们几个同学商议，老到大城市没劲，就组团准备经甘肃经酒泉去西藏。后来西藏不让串联，就改道到新疆。我们在新疆乌鲁木齐气象局住了下来。本准备支持造反派打倒局长，结果有一天晚上局长到我们住的招待所席地而坐，说及他13岁参加八路军给王震将军背地图。我们就决定不打倒他了，只要求当时还在掌权的“保皇派”派车，让一个北京气象学院毕业的锡伯族技术员带路去慰问各边远气象站。因此我们才有了机会骑马两周，到天池附近牧区拜访少数民族牧民，“以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的身份受到牧民的热情款待，跳舞唱歌吃抓羊肉，在零下30多度下骑马上天池气象站，在蓝蓝的天空和雪白的山际驰骋，不知有多么浪漫。我们二年的串联，走了很多省区，全都是免费，当地政府还借钱给我们，到毕业时又都是举手表决，全都免以偿还了，这正如陈伯达被打倒之前，在工人体育场接见红卫兵们时所说：“毛主席让你们走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将永远在你们心中留下幸福的波纹。”
我们青年人在文革初期真的有一种革命的狂热，大部分学生都是本着捍卫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积极的投入运动，这大概是年轻人共同的特性，如同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里面写到一战时法国总理克里蒙校刚上台，他的儿子参加街头的左翼运动，有记者问他“如何看待你自己年轻时的“左”及你儿子现在的“左”？”他回答说：“一个人年轻时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到中年时还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我们大都从左翼进入这个社会，文革前就不断地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进行着批判，文革期间有过“革命是盛大的节日”如同狂欢节般的思想解放，将一切打翻在地，信奉着“怀疑一切”，然后就从塔尖跌到了地下，充满过失望和迷惘。文革的分裂和武斗和最后的结束，说明在中国这个地方用“大民主”的方式“反修”，“反官僚”只会造成社会的大分裂大动荡。文革是最终被彻底地否定了，对它的发生根源却至今缺乏深刻反思和批判。她产生的历史效应难道就没有一点正面的意义？她留给中华民族的遗产非常丰富，至少我们知道“乌托邦”的梦想虽很可贵，但要把它变成现实，只会是一场浩劫。（13）经历了几年派性武斗，文革结束仍遥遥无期，我们在1968年冬被匆匆分配，大多到部队农场，农村，县级工厂，边疆草原高原。在等待分配的几周里，好些男女同学突击谈起恋爱并很快确立关系，女同学仿佛一夜之间名花有主了，女生本来就少，好些还被高年级甚至外校外系给拿走了。北大很长时间反对学生在学时谈恋爱，这时很多人大呼上当，并把成双成对的叫成“胡传魁和阿庆嫂”。
1998年我们毕业后第一次在北京聚会之后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北京广播电台《人生热线》专题节目，邀我作为嘉宾参与他们的直播节目，题目也是“我的大学”，主持人问我，在同学中有什么动人的故事吗？你最敬重的是怎样的同学？我跟她讲，我有一个同学毕业分配，到了青海格尔木，海拔5000米的地方，他们夏季已经把坟墓挖好，以防冬天时死去，连坟都挖不成，没地方埋。直到85年，胡耀邦同志最后才批准将他们轮换下山，他下山回京，只有到海淀区农校去工作，因为考研、出国、进研究所或到高校教书的机会通通都已失去了。这就是我的其中一个同学，他是真正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由此我也想到，解放后多少热血青年把青春献给了高原荒漠，为发展核武，寻找宝藏，了解国土资源环境等而艰苦付出，却很少有相应的回报（象那个同学，原来应承的高原1年工龄等于1年半，最后也是没能落实）。我们62级是文革后期被扫地出门“处理”最为严峻的一批，最好的“红五类”也只能分配到山沟沟的军工厂里，多数都没有得到好的发展机遇。文革改变了许多同学的人生路径，许多同学长期坚持在基层默默奉献，有的还英年早逝，想起来不禁潸然泪下。（14）去年我曾应邀在所任职的大学素质教育讲堂上对熊丙奇《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演讲进行点评，我深情地回忆了自己的大学时光，讲到陆校长周校长怎样对待学生，接着我说：“早在100年前北大的老校长之一胡适先生就写过《非留学篇》，说：’留学就是为了不留学’,可见一百多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就有办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想抱负。我记得1837年美国著名的散文家思想家爱默生在哈佛大学做的《美国学者》演说中说过：“我们依赖他人的日子，我们心智向其他国家智慧学习的学徒期，就要结束了。成百万簇拥着我们涌向新生活的同胞，他们不可能永远地满足于食用异国智慧收获的陈粮”。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人学西方的漫长路途似乎没有终结，美国如今还在用托福联合收割机收获包括北大，清华的人才。我说我有一个梦，梦想有一天，我们将招收大量的外国留学生。他们不仅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而且学习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社会科学与管理。我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一天，这或许又仍然是一个梦想，逝去的大学如现实的大学之梦，永远萦绕在我的心中。”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1998年北大100周年校庆时出版的北大校刊上有一篇文章说：“北大校友互相辨认不需要校徽。”北大同学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应该是对自己和他人独立人格的尊重，对做社会良心的执着坚持。这大概是今日中国社会的稀缺资源。但愿北大永远保持向新（鲁迅先生说过“北大是向新的”）的独立校格，这也就是我们的人格。逝去的大学，您永在我们学子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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