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2日晚，由9159金沙申请大厅、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北京物理学会主办的“北京大学物理学科卓越人才培养计划讲堂：名师面对面”（第十九期）在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301教室举行。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燕京学堂院长董强教授应邀讲授“破中有立：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和现代性”。本期讲堂由9159金沙申请大厅院长、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原宁院士主持。

2022年10月6日，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因“以勇气和临床医生般的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而成为首位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女作家，同时也成为第16位获得该奖的法国作家。

在跨越一个多世纪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榜单上，闪耀着120位作家的名字，法国毫无争议地拥有获此殊荣的人数之最：1901年，诗人苏利·普吕多姆（Sully Prudhomme）因“其诗歌作品体现出崇高的理想主义、艺术的完美性及心灵与智慧的罕见结合”而成为历史上首位获奖者。1904年，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Frédéric Mistral）因“其诗歌作品中清新的创造性和真实的感召力，忠实地反映出自然风光和本土精神，及其作为普罗旺斯语言学家的重要工作”而获奖。1915年，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因“其文学作品中崇高的理想主义，及其在描绘不同类型人物时赋予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而获奖。1921年，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因“其以高尚的文体、深刻的人文关怀、优雅和真正的法兰西气质为特征的杰出的文学成就”而获奖。1927年，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因“其丰富而充满活力的思想和绚烂的表现手法”而获奖。1937年，罗杰·马丁·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因“在其长篇小说《蒂博一家》中，以艺术魅力和真实性描绘人类冲突以及当代生活的一些基本特征”而获奖。1947年，安德烈·纪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因“在其全面而具有艺术质感的著作中，以对真理的无畏热爱和敏锐的心理洞察力描绘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境况”而获奖。1952年，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因“在其小说中，以深刻的精神洞察力和艺术意图剖析人生的戏剧性”而获奖。1957年，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因“在其重要的文学作品中，以明察的严肃性阐述时代人类良知的种种问题”而获奖。1960年，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因“其诗歌中高超的飞行和感人的意象，以一种富有远见的方式反映出时代的境况”而获奖。1964年，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因“其思想丰富、充满自由精神和探索真理的作品对时代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获奖。1985年，克洛德·西蒙（Claude Simon）因“其小说在对人类境况的描述中，将诗人和画家的创造力与深化的时间意识结合起来”而获奖。2000年，高行健（Gao Xingjian）因“其作品普适的价值、深刻的洞察力和语言的独创性，为中国小说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而成为千禧年的获奖者。2008年，让-马里·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因“将多元文化、人性和冒险精神融入创作，是一位善于创新、喜爱诗一般冒险和情感忘我的作家，在其作品里对游离于西方主流文明外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性进行了探索”而获奖。2014年，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因“其以回忆的艺术唤醒了最难以捉摸的人类命运，揭露了占领时期的生活世界”而获奖。

董强历数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

可以说，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流派纷呈，作家辈出，照亮世界，灿若繁星。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新小说”等文化思潮不仅在本土文学、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而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借助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的热潮，为处于“重启阶段”的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打破了知识壁垒，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新发展——“中国要走向世界，理所当然地要使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理所当然地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摘自《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开卷语，1986）。

“萨特热”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和独特的文化现象。萨特除在小说、戏剧、政论、传记文学方面取得丰厚业绩之外，更凭借思辨的深刻穿透力与强大论证力，使其存在主义哲理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他评价自己的小说《恶心》可能不是一部“天才的作品”，却是“天才创作的作品”；他“在可怕的日子中点亮语词的烛光”，却拒领诺贝尔文学奖，一心只想“做个自由人”；他的葬礼声势浩大，数万名巴黎市民自发涌上街头，他叼着烟斗的形象被定格在光辉岁月。柳鸣九先生认为，存在主义哲理具有明确的善恶是非标准、鲜明的积极价值取向，不失为人生道路上一种可贵的动力，理应在中国给萨特以“存在的支点”。

“新小说”作为一种反传统的文学实验行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出现在法国作家笔下。他们抛弃了十九世纪雨果、巴尔扎克追求情节和人物塑造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主张“构筑一个更坚实、更直观的世界”。娜塔丽·萨罗特（Nathalie Sarraute）的《怀疑的时代》、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的《未来小说的道路》等作品在中国文学界、学术界被广泛传播与深入讨论，也影响了一批先锋作家的写作理念和手法，例如追求“零度写作”的余华、追求“迷宫叙事”的格非等。

董强说，每一位法国作家都在追求自己独到的表达方式

勒克莱齐奥被视为法国文学二十世纪末“回归”传统的中坚人物和向新世纪过渡的代表人物。董强忆及三十多年前自己初到巴黎时与勒克莱齐奥在街角咖啡馆一见如故，自此开启了一位来自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一位来自法国的中国文化爱好者的知音共振，成就了两人联袂创作的《唐诗之路》（Le flot de la poésie continuera de couler）。在这部作品中，既可以通过一名西方文学家的视角来读唐诗，展示中国之美，又可以透过一名中国翻译家的视野来品唐诗，面向世界发声，更可以令每位读者读出诗句的古韵、悟出人生的新意。

董强也讲起2023年7月在巴黎去世的恩师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和他的小说理论著作《小说的艺术》（L’art du roman）。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董强考取了昆德拉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昆德拉享誉世界文坛，却隐身在作品背后；他屡次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却始终与奖项无缘；他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上世纪七十年代移居法国后签约伽利玛出版社，开始用法语写作。从1967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玩笑》到1984年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再到2013年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庆祝无意义》，自诩“不擅长告别”的昆德拉给这个“流行离开的世界”留下了十几部独一无二的经典作品和深邃思考。

同学们跟随董强的讲述，领略法国文学作品中的美与情感

董强说：“翻译是一种共生，是土壤的移植，而不是果实的搬运。”他强调，无论从事文学研究，还是从事科学研究，都应该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着眼和着手，为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注入真善美的正能量。

当年同在燕园就读的“文科生”董强（前排左五）、“理科生”高原宁（前排右四）都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的世界眼光和深广的天下情怀